xbodu [41]参见 前引7. [42] 此处的法律实施相对于立法而言，是指立法完成之后的法律实践环节。
进而，我们需要在更加宏大的背景下，考量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对警察武力使用的统制问题，并在此视角下架构警察武力使用的规范问题。[5]从行政组织法和行政作用法关系的角度出发，有组织法的授权并非等同于有作用法上的授权。
参见余凌云著：《警察行政权力的规范——警察行政法若干前沿性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四 行政执行依行政执行法之规定行之。在警务实战中，一定要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的对抗手段、暴力程度、危害后果、双方力量对比和情况的紧急度等进行准确评估，合理运用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款，决定采取哪一个层次的武力级别来实施强制措施，从而有效的制止违法犯罪活动，减少各类损失。使用警械不能制止，或者不使用武器制止，可能发生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武器。法律是稳定的，但现实是变动不居的，为了防止因缺少立法授权而使警察武力使用没有作用法具体依据的现象，《警察职权行使法》在特别授权列举条款之后设定了概括授权条款，即该法第28条第1项的规定：警察为制止或排除现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个人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财产之行为或事实状况，得行使本法规定之职权或采取其它必要之措施。
当时这样的规定既有对立法理论认识的误区，也有现实的立法技术障碍，更是因为短期内难以制定出专门规范警察职权行使的《警察职权行使法》。本文尊重台湾地区这种立法表述，并将大陆与台湾地区条之下的款或项不予统一表述，以与各自的立法表述习惯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线图，《决定》体现了这种一体化思维，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目标和要求下，从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明确到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健全，从行政执法体制的深化到审判检察的公正独立，都可为司法审查的完善提供配合和支撑。
但从中国行政诉讼的实际观察，变更判决不仅需要保留，还应扩大其适用情形。在简易程序的增设上，立法者和学者的契合度最高，其中《修正案》第79条对简易程序的适用情形进行了限定，第80条规定了独任审判制和对审理期限的要求。（一）国家治理开辟了司法审查的新境界 法国学者戈丹在《何谓治理》一书中对治理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他认为，治理并非新词，且在西方先后历经三次变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治理才真正进入其第三次生命阶段，并且进入公共政策分析领域。[48]余凌云：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
[18]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在中央政策推动下，协调和解成了法院处理行政案件的新机制。[50]湛中乐：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201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1版。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从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转向以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为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15]政府传统的行政管理将变为政府、社会和行政相对人共同参与的公共行政。其一，从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角度来看，司法审查制度应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行政权的要求。详见[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钟震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4—38页。
只有司法审查的权力运行机制日益健全，司法权的公正性、权威性、中立性等特质才会被广泛认可。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四五纲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述要求。[50]后者认为，现行法律确立的不停止执行原则在实际上受到很多限制，重要的是确定各种例外情形的适用。[14]作为对国家统治或国家管理的传统理念的转变，国家治理为司法审查制度开辟了新的境界。
只有让法院回归其应有面目，做到公正和独立，树立其应有的权威，人们才会信法而不信访。[27]诚如学者所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核心要旨在于以现代治理理念重构公共权力，实现国家治理的范式转换，中心内容则是行政体系的自我再造，直接目标则是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打造民主、法治、高效的现代行政体系。
[3]然而，在积极评价的背面，《行政诉讼法》亦受诟病最多。2013年末，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标志着行政诉讼修法程序的正式开启，也引发了学者们又一次的旧事重提。
究其原因，修法理由的正当性和证明力在褒贬不一的评价中尚不能显示其足够充分。完善《行政诉讼法》的关键在于消除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的制度性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称的司法审查制度。正如前文强调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亦是法治体系现代化。[46]江必新：中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研究——兼论我国行政法院体系构建的基础、依据及构想，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然而，在此起彼伏的争议中，除最高审判机关出台了若干司法解释对其进行修补外，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希望总是以失望告终。姜明安教授认为：权利救济应该确定为行诉法最根本的性质、目的和功能。
既然做不到毕其功于一役，就要放眼全局，将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置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野中来。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也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和约束。
这正是近十年间（从2005年该法列入规划至2013年底正式初审）司法审查所等待的，虽迟了些，但毕竟等有所值。[17]行政协商的提出无疑丰富了行政法理论传统，将对行政立法、行政合同、行政赔偿等产生积极影响，而这必然会对司法审查形成巨大冲击。
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作为司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审查受制于司法体制大环境的影响。无论是从法治的角度观察，还是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考量，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作为司法审查的落脚点均合理正当。
需要说明的是，罗豪才教授在书中是针对公共治理而言的，是将公共治理从作为应对国家管理模式失灵的意义上阐述的，故在很大程度上同当下流行的国家治理是高度相关的，毕竟国家治理也是对国家管理的创新。特别是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其不履行判决、裁定造成的不良影响更大，直接损害司法审查的权威性。其一是最宽的概括式，认为第2条是概括肯定，第12条是列举排除，二者形成了周延的受案范围。【注释】 [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页。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治理的实质内涵来看，注重多元参与和协商解决的模式早已在政治或公法领域运用，只是他们还没有将之与治理这个时髦的词汇挂钩。[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201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1版。
[25]喻中：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法治体系，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2期。因此，明确界定当事人的资格标准，让适格的当事人参与司法审查成为修法的趋势。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必将助力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推进。首先，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
[5]李广宇、王振宇、梁凤云：行政诉讼法修改应当关注十大问题，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3期。其二，宜将司法解释认可的确认判决写入法律之中，增加变更判决的适用情形。《修正案》对此进行了修正，但沿用了维持判决的表述，这会对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效果形成不利。因此，实施中央确立的司法改革举措，基本保持现行审判体制，做好基层行政审判，辅以原告相对自主的管辖选择权和巡回审判制度更为可行。
在此基础上，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将保障公民权益放在第一位，[32]删除对行政机关维护的表述。（二）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的宽窄是决定行政诉讼根本目的能否实现的要因之一。
可以说，司法审查开展的好坏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与行政权相适应，司法审查应相应作出调整。
《决定》强调，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5]可以说，从《行政诉讼法》实施之日始，人们对它的期望值便逐渐降低，学界和实务界对其不足的关注与批评则日益强烈。
